郭励弘
全球化和高技术化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结构特征，因此也是美日等工业化国家结构调整主导的方向。与这些国家的结构调整态势不同，我国不是工业化国家，不可能把调整目标锁定为全球化与高技术化，但是必须以此为背景，充分考虑它们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和机遇。
我国也很难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，世界平均为44％，我国按居住人口算为70．1％，按从业人口算为49．8％。依此判断，我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。同时，大量的根本性的制度缺陷，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经过局部的调整而融入全球化与高技术化。
像一般发展中国家一样，我国也应该以城市化、工业化作为最基本的追求。城市化是经济结构的空间调整或横向调整，一些较低层次的结构调整问题，例如农村经济结构、区域经济结构、文化教育结构、生育人口结构等，只有以城市化为基础来讨论才更有战略意义；工业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是经济结构的时序调整或纵向调整。只有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前提之下，才能更深入地探讨其他一些相关的结构性问题，如第三产业的发展、金融结构、资本结构、产业结构等。
各类转轨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很大不同，调整方向也有很大不同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：转轨的最大障碍是制度的障碍，转轨的最大难度是制度建设的难度。转轨就是改革，就是破除旧制度、建设新制度，所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，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。
（《中国改革报》2000．5．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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